中国花文化的“前世”

    对于花文化的定义，张启翔认为，花文化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子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以花卉为对象或主题，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花文化的发展对于花卉产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花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古代就已形成，从新石器时代到唐宋，完成了从萌芽到繁荣的转变。

    新石器时代是中国古代花文化发展的萌芽时期。花文化在花卉实用性基础上产生，成为自然崇拜的圣物、生殖崇拜的对象。其突出表现为出土的炭化梅核和炭化莲子等植物遗存，及大量花叶纹陶器。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是花文化萌芽的客观因素，原始农业的发展是花文化萌芽的社会原因，原始审美意识是花文化萌芽的直接因素。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花文化发展的初始时期。受商周“天命论”和东周“君子比德”思想的影响，花卉从神灵崇拜的压抑中解脱，虽然仍延续着生殖崇拜的意味，但迎来了人格化象征的曙光。实物资料突出表现为用作调味品、酿酒原料的考古植物遗存，及青铜器上形式各异的花卉图案和象生模拟。

    汉魏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花文化发展的渐盛时期。出土的植物遗存较夏商周时期更为丰富，出现了玉兰、佩兰等。同时，花卉不仅用于食用和药用，还用于制作香料，在画像石、瓷器等文物中均有花文化的丰富表现。汉魏南北朝时期统治者的重农，促进园艺技术的显著发展，为花文化的渐盛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花文化融入了儒家、道教、佛教三大宗教的思想，完成了花文化丰富哲学宗教底蕴的酝酿，许多以实用性著称的花卉，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实用到审美的飞跃。植物花卉图案也从以往动物图案为主的历史时期走出，逐渐成为器物中的主要装饰图案。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花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各种文物上所表现出的花文化异彩纷呈。这一时期是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在自然地理气候适宜、农业发展、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条件下，花卉园艺业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为唐宋花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个时期的花卉栽培、引种、应用、欣赏和品种培育，达到了我国古代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国古代花卉专著产生最多的一个时期。”张启翔说。

    同时，在唐诗宋词的渲染中，在宋代理学的影响下，花文化彰显出丰富的人文内涵，完成了花卉人格化体系的完整构建。社会赏花风尚的影响，使花文化在这一时期从宫廷走向民间，完成了从精英文化到草根文化的转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

    中国花文化的“今生”

    中国古代花文化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在当代，中国花文化事业的发展大约经历了近30年的历史演变。1992年《中国花卉文化》专著出版，1997年中国花卉协会花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2007年召开首届中国花文化国际研讨会，2016年国家首批8家重点花文化基地认定，2017年中国花文化专业委员会改名为中国花卉协会花文化分会，所有这些都是当代中国花文化发展的重大事件和标志性事件。在当代花文化建设推进的过程中，我国涌现出许多先进地区和先进城市。譬如，深圳、常州等城市就非常重视花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依托花卉文化，努力建设花园城市、花卉特色小镇，均取得了骄人业绩。

    周武忠认为，花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优秀，但并不是所有的花文化内容都能被现代花卉产业发展所利用。什么样的花文化能够传承和利用，让其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文化复兴和社会进步服务，是花文化工作者需要思考和深度挖掘的一个问题。为此，他提出3条花文化创新路径：一是通过讲故事和挖掘、传承、植入等进行内容创新。二是从设计、发明等方面进行科技创新。三是从服务内容、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社会创新。

    张启翔认为，中国花文化事业还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一是缺乏自信，二是低俗化现象严重，三是虚假文化景观盛行。他以菊花为例，菊花是中国传统的名花，还是北京市的市花。但在北京举行的一些重要体育比赛中，在设计获奖运动员花束时，组委会却拒绝使用菊花。“在其他国家举办大型运动会时，多是使用本地区的花卉，但在北京却不行，这是因为国人对菊花存在误解，他们片面地认为菊花仅适用于白喜事。这其实是对菊花文化的认识不全面所造成的。在古代文学里，菊花都被形容为君子之花。但当代菊花却成了葬花，形成了用菊花晦气的这一观念。如果要送人一束菊花，一定会遭人斥责。人们认为菊花是送给已故之人的花，不可乱送。”张启翔说。

    张启翔认为，在花卉产业同步发展、花事活动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更应该注重花文化的宣传和研究。采取切实可靠的方式方法来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加中国花文化自信，发展中国花文化内涵，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花卉产业发展，是一个迫切而重要的话题。（作者：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