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岱宗知众山小，望长城叹烽烟远，览黄龙晓天地美……这些底蕴深厚、心旷神怡的风景就诞生在中华大地之上，而它们同样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作为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这些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文化景观遗产4类。目前，中国拥有53项世界遗产，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其中，自然遗产13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在数量提升之后，怎么保证质量上的第一？世界遗产保护的新机遇又在何方?

　　近日，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保护地委员会等单位和组织的专家学者齐聚长白山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新机遇峰会，共同探讨了世界遗产保护地的保护发展新路径、新思路。

　　中国的遗产保护新机遇

　　为了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区域和文化遗存，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建立《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世界遗产地总数达1092处，分布在世界167个国家。

　　中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积极履行公约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遗产保护事业发展，成为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不久前，梵净山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次向世界呈现了美丽中国的精彩，体现了中国政府致力于遗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

　　今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归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这为世界自然遗产申报、保护管理带来新的机遇。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何露介绍：“在过往的申遗过程中，一些自然遗产地范围内具有多种类型的保护地，例如云南三江并流、四川大熊猫栖息地、贵州梵净山等，既有风景名胜区，也有自然保护区，在管理上需要加强平衡协调。如今有了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对遗产的保护将会更加有效。”

　　“自然保护地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瑰宝和精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安全屏障。未来应进一步加快建立保护地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共建共享、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与会代表达成的《长白山共识》中如是写道。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刘保党对《中国绿色时报》记者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将协助主管部门研究和推动‘国家自然遗产名录’体系，简称‘国家遗产’。‘国家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预备队，具有中国特色，能够代表国家形象，其中具有国际影响的‘国家遗产’，将成为优先向国际上推送的世界遗产提名项目。”

　　IUCN成立于1948年，是当时的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赫胥黎爵士组织并发起的。IUCN参与了197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制定，并且长期受邀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提供技术评估和监测。

　　目前，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主管部门正与IUCN绿色名录探讨借助绿色名录，提升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水平的合作机制。

　　“伴随着中国世界遗产与IUCN绿色名录合作序幕的拉开，我国的自然遗产将得到来自IUCN的极大支持，我国自然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也将与国际视野接轨。”刘保党说。

　　遗产保护与永续发展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世界遗产公约》一直致力于通过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区域和文化遗存的局部性目标，向着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的跨越。

　　而IUCN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技术评估和监测机构，对自然遗产的杰出价值、杰出管理和遗产完整性的问题格外关注，因为杰出的管理会决定这个杰出价值的时间长度。换言之，杰出的管理可以让自然遗产永续发展并产生价值。

　　同时，这些自然遗产在预备以及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过程中，也会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而这个过程中也会潜移默化地升级自身的管理水平，从而向世界级的管理水平靠拢。IUCN还会在不同地区，针对不同水平，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和相关倡议等服务。这些保护管理方面的指导性意见也会对遗产的申请产生潜在影响。

　　以巴丹吉林沙漠为例：IUCN在2011的《世界遗产沙漠景观》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巴丹吉林沙漠具备足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价值。

　　国际自然保护地联盟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生物多样性专家约翰·马敬能对巴丹吉林申遗持有极大信心：“这一处中国内陆沙漠是一个国家地质公园，近年来被中国、日本、德国、英国的学者广泛研究。这里不仅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特征，还发育了世界上最高的沙丘(高达450米)，并存在许多如星状等多种形态类型的沙丘，沙丘内分布风光迷人的丘间湖盆。此外，还有风化穴、蜂状穴等众多独特的风化景观。”

　　“从明年开始，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请一项世界遗产，且优先受理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申报项目，评审标准也更加严格。本次大会交流讨论了我国自然遗产的潜力和申报方向，为未来培育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指导。”何露说。

　　向世界传播中国经验

　　世界遗产理念与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契合。《世界遗产公约》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更重要的是促使缔约国能够更加积极有效地保护各国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30多年来，中国通过申报一大批世界遗产，不但丰富了世界遗产的内涵，也逐步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体制机制，有效地保护了珍贵的自然文化遗产。

　　来自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教授大卫·纽萨姆担任此次峰会的高端对话主持人。作为IUCN世界遗产项目专家，他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旅游业的可续性上，同时他也对中国在对待世界遗产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严肃态度称赞有加。

　　“中国有非常多的自然遗产景观，如果这种保护的进程持续下去的话，中国将会成为世界遗产的领袖。”大卫·纽萨姆继续说道，“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大多数世界遗产保护得很好，并没有处于濒危的状态。我去过许多国家，比如在非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缺少经费、管理经验不足还有人口问题对世界遗产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方能做到完美的，但是在中国，管理方面的措施十分完善，这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成立于1976年11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由21名成员组成，主要负责《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决定哪些遗产可以录入《世界遗产名录》，对已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中国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也使得中国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此前中国曾经先后三次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在2017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公约》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再次当选委员会成员国，任期4年。今年是中国代表团重回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第一年。

　　中国已经在发声，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寻求建立一种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从而实现在全球视野和本土环境差异的背景下，遗产所在地能够结合国情来传播和阐释遗产保护的相关内容。这既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式经验，也体现出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一面。